今天是李毛毛满月的日子，我们这个小院也热闹起来。天水路182弄1号楼下住了三户人家：正对大门的正房一一客堂间两开间住着关家，我们家靠大门第一间，靠近大门处的前楼，隔壁住于家，于家男主人是电信局的汽车司机，大女儿已经出嫁了，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俞晧已经5岁了，小的叫俞东晧，他娘有先天性心脏病，生两个“小鬼”已是冒险一搏。小东东出生后就放到乡下哺养。于皓长得十分标致，是在外婆家长大的，于是成了我们家的常客，经常过来看李毛毛。
石库门实际上也是四合院，如正房仅有一间房，且仅一侧有厢房者被称为二上二下，两侧均有厢房的叫三上三下。我们天水路182弄1号虽然仅一侧带厢房，但却是一连两间，所以可叫六上六下。而且净高达4.5米。我家的房后还有一间房在上二楼的楼梯脚，原来是做厨房的，比较阴暗，净高也仅为两米多，后来子女大了，就将厨房搬到走廊，这间原来的厨房也住了人。这间小房间正上方也有一小间房，房门就在楼梯半腰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亭子间。亭台楼阁本是中国古典园林中装饰性的建筑，亭子间其名虽雅，却是这石库门中居住条件最差的一间。正房朝南，它必朝北，冬天的西北风必定对准它，亭子间下有厨房，上有晾晒衣物的晒台，一到夏天头顶烈日，下面脚踏厨房，上晒下蒸，滋味的确不好受。叫它“亭子间”也算是上海式的幽默。
19世纪50年代上海所在江南地区战乱频发，许多人挤进刚出现十年，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的上海租界，后来离乡背井来上海的人越来越多，租界里的外国人，大量建造极其简陋的联排木板屋出租牟利。用中国的土地兴建石库门并出租给中国人，真是外国殖民者一大“发明”。最早建石库门的是美国人史密斯，成为南京路上第一地产户，他每年收租金22000英磅，短期内发了大财，然后迅速离去。后来经营石库门的外国房地产商中，大名鼎鼎的要数英籍伊拉克裔犹太人哈同，他一年收租金高达250万两白银。1853年7月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现了800多幢这种木板房，19世纪60年代增至8700余幢之多。最初建的石库门房间较多。有五上五下、六上六下的。一户人家住进这样的石库门，虽比不上大宅深院，总算独门独户，不失体面。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上海人口突破了一百了，住房日趋紧张，于是新建的石库门占地更省更紧凑。二上二下，甚至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渐成主流。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一种新的、更宜居的“新式石库门” 开始出现。没有了黒漆大门，赖以得名的条石门框也没有了。高高的围墙被铁栅栏替代，被围墙和房屋包裹的天井，也被敝开的庭院代替，旁边还种上了矮冬青等绿篱。原来一开间、二开间的概念被打破，客堂、厢房已被自由布置的起居室、卧室取代。原来老石库门没有的水、电、煤气、卫生设备俱全，这些新石库门脫胎于联排式的老石库门，但名称也由“里”、“弄”改为“村”、“坊”。这些占地较大的新石库门大部分分布在上海西区。解放初我家住过的虹口区山阴路也有许多新石库门。如四达里在山阴路57弄，恒丰里在山阴路69弄，积善里在山阴路340弄……。
但房屋建造的速度远赶不上人口增长，如果先前自己租住的房子有空余，于是转租给别人，这样就出现了二房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人口激增，二房东搭建之风更盛，客堂，前楼、厢房都搭了阁樓，原来二层楼変四层楼，我们天水路182弄1号是上海电信局的公产，虽未搭阁楼，但原来只供一家几口居住的老石库门，单楼下一层就分租三户，一下子就容纳了十几口人，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小杂院。解放初时大多烧煤球，每天早晨柴烟四起，每家主妇均将煤球炉搬到天井或弄堂口，用废纸点燃木柴来点燃煤球，用一把破葵扇搧火，薰得泪水直流，第二天又再重复一遍前一天的动作……
这种早上生火不胜烦的現象和无奈，催生了街头的老虎灶生意，在弄堂口砌起一个大炉灶，一口大锅宛如一只蹲地的老虎，其名可能由此而来。据说这老虎灶诞生于清代嘉庆年间，那时上海还是一小县城，尚未开埠，也未有租界。有家染坊生意不好，老板将蒸布的大锅烧开水出售，聊以度日。后来的正式名称叫熟水店，其实称它为店辅实在有些可怜。一早老虎灶就将炉火烧得旺旺地，两分线打一个五磅热水瓶的开水回家，冲入昨晚的冷饭中成了每天必备的早餐一一泡饭，再加一条醤黄爪就是一顿。如将“自家屋里的煤球炉子” 拎了去，用几块新煤球作交换，拑一些旺火煤球回来，省了引火的纸和柴爿，更省却了生火的麻烦。这种老虎灶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有700多家，十年后增至2000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后来改用了烧蜂窝煤，减少了早晨升火时烟熏火燎的风景，再后来又烧煤气，这是上海人引以为骄傲的事。
在李毛毛出生的70年代，这种老虎灶和早上升火点煤球炉的事还存在，因为不少低收入家庭仍在烧煤球炉，在天水路对过的邢家桥的弄堂里仍有不断飘荡的缕缕煤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