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9年4月银波的父亲病入膏育，不知听何方郎中说“鸦片”有疗效，于是青华去信银波千方百计设法在上海购得，因为是违禁品，邮寄到时只看到是一本很厚的硬面书，青华打开才发现书中挖了一个空洞，一块黒乎乎的鸦片置于其中，但鸦片也未能留住银波父亲的生命，不久就撒手人寰。在岩头镇银波家也算是有脸面的大户人家，丧事也应办得有模有样，无奈银波母亲秉性温和少有主见。银波小妹正待嫁闺中，小弟尚在弱冠，银波远在上海谋生，一时难以脫生，里里外外的事情全落在青华一个人身上，农村办丧事，礼数繁杂，还要请和尚念经超度，青华展现的理家才能令人刮目。沈家留下孤儿寡母日子更难过了，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卷大幅贬值达83000多倍，银波母亲是个勤快人，几十岁了还在大田与青华一样干活，她是个小脚女人，都逃不过旧时女人悲惨的宿命，相传古代妇女裹足的习俗始于五代十国的南唐时，唐后主李煜不图政事，用情声色，他看到一个叫娇娘的容嫔缠足翩翩起舞的风姿后，便在宫中传令让宫中嫔妃都要缠足，并认为足缠得越小越好，走起路来婀娜多姿，并以什么“三寸金莲”作为衡量“娇娘”的标淮。此后，缠足之风很快遍及全国，男子求偶也将大脚小脚作为衡量女方美丑的标准之一。这种陋习延续了上千年至民国后才废弃了这一陋习。
银波父亲祖上挣下的家业并没有给他的家人带来福份。而是成了一付沉重的枷锁套在作为长媳的青华头上，她本来可以赴上海跟银波团聚，凭着她的悟性与才华，完全可以当一位堂堂正正的小职员，可公婆要服侍，弟妹要人照顾，她也没有去考虑自己，命运偏偏和她开了个玩笑，让她去承受那份政治上的“磨难”，土改时她婆婆和她均被划为地主成份。土改后青华将土改分剩的土地、房屋一并交村农会无偿代管，带着长女若兰和婆婆投奔上海，几个麻袋鼓鼓地，仿佛装了一个遥远浙中的故乡。由于迁移证上的成份一拦写着地主两字，让她年纪青青就过着艰涩的日子，来上海后，安家山阴路，这是一条靠近四川北路闹市区的大街，环境幽静，路旁的法国梧桐在秋风中变得金黄更加衬托起街道两边亭院的贵气，真是“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银波的小妹出嫁给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户仲禧，但命不好，生下一个儿子后有一次去水塘洗衣服，失足掉入深潭，岸边只剩下一只她生前穿的布鞋。
银波在临近解放前夕，参加了一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保护上海电信局重要电话电报机器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斗争。可解放后银波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肃反运动中他被揭发有参加“忠义救国军”的嫌疑，而揭发者偏偏是他唯一的亲弟弟－沈之松。银波的弟弟之松这时己参加了解放军，算是背叛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他道听途说的消息却使银波背上了历史上有不清楚政治问题的黑锅，甚至被隔离审查。
青华还是一个刚满三十岁的少妇，从乡下来与夫君团聚，尚未喘过气来，又陷入对这个家庭顶梁柱的担心之中，每天青华总是久久地扶住门框盼望着受政治审查的夫君平安归来。才下雨，阶前水，滴滴哀怨单调，莫非老天爷也知道－那斜倚门框的弱女子，一声叹息，一生悲凉。泪眼朦胧中，还记得在岩头镇村头那新婚离别的挥手，和银波远去的背影，只留下那临风衣袂的飞扬和那心中纠结的爱恋。但远去的离人猜得透妻子等待背后的寸寸愁肠吗！？而这时的青华已无心顾及自己的容颜，半散的云鬓，烟愁锁翠眉，那纤纤五指，托起腮边一颗相思的泪珠儿……
后来查来查去无真凭实据，到头来银波虽未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但在电信局这个要害部门是呆不下去了。银波被调到闸北区新中中学任物理教师。银波一个人的微薄的薪金要养活包括银波母亲和四个子女在内的全家七个人。除了节衣缩食，紧巴巴地过日子外别无它法。后来又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资匮乏，而政治上的压力日浓，青华肩负着相夫教子，赡养婆母的重任。凭她的学历和文化底蕴，和当时正值壮年的年龄要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并不难，但上天不能给予，因为她背着“地主婆”的黑皮。为了一家生计，青华毅然绝然地加入到重体力劳动者的行列——拉板车的搬运工。这是一份壮年男子都要累得脱层皮的重活。每天青华带着自备的干粮早出晚归，归来时浑身上下已被汗水浸透，发际些许零乱，脸上虽满带疲惫，然而目光仍炯炯有神……
回到家中青华就得马上投入家务，她伸了伸发酸的腰，开始摘理她一早起身从菜场上买来的最便宜而又工天最多的一大堆“鸡毛菜”。晚上在昏黄的灯下她戴上眼镜又开始为四个子女飞针走线地缝补，安排小的儿女穿大的儿女穿不下的旧衣裳，里面穿打补丁的衣服而外表尽量保持“光鲜”。
银波的小弟弟之松从军队复员后，恰逢国家急需建设人材。之松有高中文化，于是考入哈尔滨外语学院，学习当时吃香的俄语专业，毕业后留在东北当地工作，但他一直不肯娶当地女子为妻，说是北方女子的生活和卫生习惯均无法相容，于是又回到家乡在浦江附近的义乌中学（算是义乌最好的中学）教书，并在义乌娶了当地女子赵银彩为妻，由于银彩是农村户口无城镇人口的口粮，在经济上少不了作为大哥的银波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抽出资助之手。后来银波的小弟弟之松因患肝癌过早离世，留下年方二十四的银彩和三个幼女，艰难地生活着。又是银波和青华再施援手。青华的三哥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的58年被打成“右派”，工资一下子降到只能拿生活费，一度家庭经济变得异常竭据，银波、青华也曾作了力所能及的接济。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政治运动不断的国家，到了十年浩韧，命运的乖蹇再次降到青华头上，她和婆婆被強制遣送回老家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每次银波总是流着泪给四个子女读着青华从乡下寄来的充满辛酸痛楚的来信，晚秋的夜风哽咽、啜泣着，泪水湿了窗台，浸透了单薄的衣襟，但断肠之痛岂是泪水得以慰藉的么？那思妻的哀愁成了心头挥之不去的浓云！
五十年代中期银波、青华全家迁入天水路，这里是上海典型的民居石库门，但已不是一家独居，而是一下子挤进了六户人家成了名符其实的小杂院。银波青华全家七口人挤在一大一矮两间房内，矮的那间上面是位于二楼楼梯中部的亭子间，阴暗潮湿，还要隔出巴掌大的走廊兼厨房，楼梯下的斜角放着马桶。大间倒还明亮高大，让给银波母亲玉兰和四个儿女睡，还要摆下一饭桌一写字台和两个大柜。大间的上面没有天花，为防止二楼的木楼板间的空隙掉下尘土用旧报子表糊了下表面，由于空间较高，那些旧报纸的字迹已渐漠糊，像是阴云密布的霾。
但是银波面对人生的磨难总是乐观以待，每天粗茶淡饭，只是少不了半杯黄酒，他很欣尝南宋词人朱敦儒的词《西江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