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过后，迎来了经济上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经济开始恢复发展。到六二年开始，工厂开始裁人，秀敏因地主成分也在被裁之列。但秀敏回家后仍然坚持工作——在一家毛衣织造厂拿活来做，她手很快，三天就能手织一件毛衣。
秀敏每天都被勒令去居委会报到，汇报思想，并強制去扫大街。经过长达二十三年的不公正对待，秀敏受尽人间屈辱，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牙也掉光了，眼也看不清了。当时七弟大器劝秀敏：“一姐！人生就是一场戏，你就当是一名演员在演戏吧！”
1964年开始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将矛头对准了党内的走资派，但每次运动仍然会将这些“黑五类”的“死老虎”拉出来陪斗，要被批斗者把两支胳臂向后伸直，像喷气式飞机的两个翅膀似的，取名“坐飞机”，有时还被强制压低头叫做“低头认罪”，这是一种群众公开污辱性的“批斗会”，还有用鞭抽和受污辱的，有时连续批斗两小时，使被批斗者晕倒在地，夏天还有被人赶至被阳晒得滚烫的水泥地上脫去鞋袜光脚在水泥地上连跳带跑，而围观的人却哈哈大笑取乐，甚至被一脚跌入水坑，真是无比残酷，有时被批斗者虽然眼里充满泪水，但还得装出认罪的样子。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之广，有人估计受害的人总数在1000万人上下。秀敏想：在解放前她也是帮助父亲支持中共地下党的，解放后又是积极无任何报酬地参加社会工作，尊敬共产党的。怎么现在会变得这样。但秀敏看到共产党的各级领导被人打成走资派的也大有人在，连一些秀敏熟悉的在父亲石灰街密室中开过会的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也被批斗，她想这决非正常现象，相信党和人民政府还是会主持正义的，她并没有丧失一丝对党的信任。
被称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红卫兵戴着红袖章，游街串巷开始抄家，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器物－如古书画、手稿、艺术品、庙宇进行“打、砸、抢”式的盲目破坏。秀敏也还是被抄家，连秀敏代人织的毛衣，毛线也被拿走，姚家一幅由放秋用一千块大洋买下的两米长约一米宽的古画也被洗劫。从此，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的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的“反右倾”斗争；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二十三条》后的社教运动，1966年5月16的《五·一六通知》后的文化大革命；1970年1月31日至2月15日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阶级队伍的运动；1970年3月27日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1972年8月23日至9月6日的《批陈整风》；1974年2月2日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秀敏都要作为“黑五类”受到斗争。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搞“逼、供、信”的手法蔓延至农村，要一些农民被迫放弃一切副业，不准养猪、鸡、鸭，说这是为了割去“资本主义尾巴”，对秀敏也因为曾去自由市场买了几斤红辢椒和红薯被批判、揪斗，认为是支持了走资本主义倾向。为了讨回公道，子实、秀敏二十多年来坚持向政府写了多达数十次申诉，希望政府念其事实为秀敏昭雪。但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气候下是没有人理采这个呼声的。197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决定，给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摘帽。但秀敏在1958年4月24日所定地主分子的冤案仍未得平反昭雪，子实、秀敏坚持向政府反映情况，至到1981年1月21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政策指引下，特别是胡耀邦全力推进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后，才实事求是重新审查了秀敏成分问题，当时还到姚家过去的佃农王兴发，李得水处再次调查，王李二人均表示姚家人不应是地主成分，终于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在1981年1月21日以（八一）纠零零一号《被错戴帽子纠正通知书》一文1958年“将符秀敏划为地主是完全错误的，现予以纠正”。为秀敏彻底平反昭雪，还历史一个真实！但这桩错案一错就延续了二十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