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1957年间中国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8.9%，农业生产增长3.8%而全国人口只增了2.4%，城市人口工资增加了1/3，农民增加收入1/5，秀敏为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而欢欣鼓舞。由于几个孩子陆续上小学、中学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秀敏开始为别人带孩子以补贴家用。
五三年放秋去世后，子实全家从财经学院的宿舍搬出，当时放秋在省女职校的一个女学生甘积原买下了栅子街三十八号的部分房产，就介绍子实也买下了一同院子前院三间平房和院子。秀敏用放秋去世时的抚恤金另加她卖了一件虎皮大衣后得的钱买下了栅子街三十八号的房地产。甘的丈夫姓袁在四川甘孜州藏族地区工作，因工作关系认识在西藏昌都地区工作的甚怡芳夫妇，甚怡芳五三年到成都生下儿子后就住在甘家，于是甘又介绍甚与秀敏认识，由于孩子不能带回昌都藏区，就托秀敏在成都带养，每月孩子的开支和保姆费共五十元，这样一直带到五岁才把甚娃儿送回他母亲手中，进了成都军区后勤部幼儿园。这时秀清又介绍了一个女孩思慧给妹妹秀敏带，思慧的亲生父母是一对大学生，生下她后把她抛弃，当时秀清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川大教书因仅有三个儿子，很想要个女儿，就认养了思慧为养女并委托秀敏带养，思慧从产院直接到了秀敏家，一起生活了近一年。
1956~1957年间“百花齐放”运动开始了新的一页，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幣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运动开始后，此知识分子对一些干部进行了批评，后来很快就把批评升级，对中共政权的基本主张、工作作风、学说和实践等都攻击起来，以至“百花齐放”运动搞了五个星期就不得不结束。1957年6月8日中其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全国开始了反右斗争。本来打击一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于是正确的，但后来这场运动打击对象显然扩大化了，当时全国大约有40~70万人，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被定性为人民的敌人。一些人倒是因一己私利，利用这场运动实施对解放前参加过统一战线，支持过革命的人进行打击报复。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对这种扩大化的狂热予以一定程度的纠正，但这种左倾思潮仍然难以制止，群众中仍充驰着“宁左勿右”的思潮，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仅是方法问题。在这种思潮下秀敏受到了冲击。正如（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运命论》中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秀敏忠肝义胆，不迂回，不婉转，也难免四处碰壁。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日由于秀敏积极参加街道社会工作，说话刚直不阿，也得罪了一些人。当时所在街道的居委会主任常短秀就非常忌妒秀敏，认为秀敏抢了她的风头，千方百计想整秀敏。刚好在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极左”思潮抬头，常短秀欲利。反右斗争找秀敏在整风运动中有什么反党言论，但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大家都喜欢秀敏心直口快，坚持原则的性格，找不到秀敏的漏洞，于是常短秀欲从档案上下功夫，常短秀发现姚放秋在解放前曾购了十几亩山田山地，虽然土改中两个土改工作队都根据党的政策，认定姚家没有人该划为地主，家庭成份应为自由职业和职员。但常短秀认定姚家应有人为这十几亩田产理单。他想起在解放初她听秀敏与刚进城的解放军连长的一段对话的下半段，认为秀敏讲：“厨房这桌小事我还是能作主的。”只要把厨房这桌事隐去，就说明解放前姚家是由秀敏当家，加上秀敏解放前在家带小孩，并没有参加工作，她吃什么？当然是吃剝削饭啦，就凭这两桌就可把秀敏打成地主分子。
而且在旧社会婆媳之间是很难相处的。其实是这两代女人太会捕捉感觉，本来很自然的言语举止在对方眼里就变得别有用意。感觉其中的深意，揣摩对方的用心，也就成了婆媳之间常做的功课。世间婆媳之间常不能和睦相处并非对方比不上自己的妈妈或女儿，而是她们在下意识地较量：“到底亲情与爱情哪个更伟大！”，另外“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旧观念也是旧社会一个传统恐怖的梦魇。原本一个个善良而又胆怯的妇女，在宏大的宗法伦理构架中储存着恶，见习着恶，只等时间一到便向更年轻的一代妇女泼洒，造成大量的传代暴虐。这样的事情又会让那个既做儿子又做丈夫的男人无所适从，因此整个门庭也变得肃杀和乖戾。
汪化君有点得意，现在她不是地主，反而媳妇成了地主分子。本来她打算纠集常短秀等人在街道上开个批斗会，还打算在大会上发言，羞辱一下媳妇，常短秀正巴不得这样，你家里人也出来指证，正可谓证据确凿了吧！这时子实坐不住了，他一改在他父母面前毕恭毕敬的态度，走到他母亲身旁，丢下一句十分沉重的话：“秀敏如有什么不测，几个娃娃你来弄呀？妈！人生最怕中年丧妻啊！”汪化君听了这句有分量的话，才打消了最初的念头。但在选民选举人民代表那天，她还是拿出自己的选民证晃了晃，还特地穿了件新衣裳，她仿佛觉得她比儿媳妇高一等，其实化君本想乘机整一整秀敏，但她想不到却整到她几个孙儿头上，从此孙子们成了“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的子女，秀敏家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秀敏连同她的子女将长时间地成为历次政治风暴的凄风苦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秀敏在那个年代也成了这“黑五类”家庭的成员成了在政治上永不得翻身的人。
本来参与此事蓝户籍也认为应实事求是，但不敢说出来，以免被人说是阶级立场有问题。而且说秀敏是“漏划地主”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能挖出一个过去“罪大恶极”的地主婆，现在居然躲在这里，而且成了人民政府下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甚至座在人民赔审员的席位上，行使“法官”助手的作用。这一深挖的行动在当时是为人民政权清除了隐患，算是立了大功了。于是不管青红皂白地定案了。当时极左思潮支配下，只要有点蛛丝马迹可沾点边，也不管党的政策，却发生买地的子实父母反而不是地主成分，而却让秀敏背上地主成分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