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传来了解放战争成都战役的隆隆炮声，大街两头也建起了柵栏，这一天秀敏打开大门，只见大街上都关门闭户，街口还加了栅栏，大街两旁排放着一溜烟的军车，旁边的解放军战士席地而眠，由于解放军纪律严明，不允许进驻民宅，都睡在马路边。秀敏连忙为他们提茶送水，并欢迎解放军到家厨房烧火煮饭，领头的解放军连长对秀敏说：“我们有纪律，不能人民宅，挠民。你们家你能作主？”秀敏说：“我们家是我公公当家，但用厨房这这点事我还是可以作主的。”刚好这句话被邻居的佣人常短秀听见，后来滋生出秀敏的一条罪状。秀敏还与解放军拉家常，知道他们是“二野”的部队马上要向西挺进，解放西康、西藏地区。
解放后东作为我国最早解放的又是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但人才十分缺乏，解放初就在内地招聘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子实也报了名，一九五零年底，接到政府审查批准到东北工作，但东北地处北方寒冷地区，秀敏连夜赶制棉衣，棉裤，棉鞋等御寒衣物。当时秀敏已身怀六甲，有了老五，秀清怕妹妹在漫漫旅途中有危险及时劝阻暂时不要去，后来碰到放秋已开始生病，需要亲人照顾，东北之行的念头只好打消。
秀敏个性鲜明，桀骜不驯，不甘平庸，求新叛逆，她敢于挑战和抗争，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解放后支机石街一位姓兰的户藉民警见秀敏能说会道，颇有几分魄力，就鼓动她参加
街道的社会工作。秀敏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这多年富贵生活的濡养，加上从小又深得长辈的宠爱，更主要的是她性格要强，喜欢抛头露面，使她有一种足以指挥街市间一切男女耳目的傲气和冲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躲闪，羞涩，一派爽利直率，敢说敢为。她在家庭子女拖累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地参加街道的社会工作。先后做过居民小组长、大组长、居委会付主任、人民陪审员等社会工作。为了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秀敏还读了许多法律方面的书。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施行，在新解放区立即开展士地改革运动。土改在1949年以前已经在老解放区的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进行过了，但把土改扩大到长江以南更广大的地区，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土改工作政策性很強，这就需要一批政治可靠，又有文化的青年参加土改工作队。子实受中共地下党的推荐也成了一名土改工作队队员。到成都东郊龙泉驿参加土改，这里地处龙泉山区，水田和坡地各占一半，沱江流过金堂之后，一条支流向这里奔来，子实他们首先集中学习土地改革的政策，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然后进入村庄，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特别要发动贫雇农，访贫问苦。
土改一开始群众还有顾虑，有的贫农认为：自古以来，土地是人家的，租地交租天经地义。土改工作队就向大家宣传：地租制
度是一种封建剝削制度，是不合理的。如今是新社会，实行耕者有其田，人人劳动致富。待群众发动起来，又难免发生个别过激行动，当时发生对地主、富农份子吊打、灌粪便、赶出居屋等现象。十改工作队又耐心作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消灭剝削阶级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过去的剥削阶级成员，而是给他们保留部分自住的房舍和少量田亩，让他们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改造成新人。
土改中群众发动起来后，又出现打击对象扩大化的问题，部分中农也煌煌不可终日，为了消除中农这个占农户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顾虑，宣传劳动致富，团结中农，特别是下中农。
有一次土改工作队碰到一个问题，一个村子里有贫农是否一定会有对立面的地主，有人主张一定要有，挖也要按比例挖一个出来，包括土改工作队队长在内的大多数人主张：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按比例来确定。把有小块土地自己种不完少量出租的自耕农划为富农和地主，而要看地租收入占总收入和总生活费用的比例来确定，总之按党的政策办事。
对于在城里居住，一户人家，有十几亩山地，租给一两户贫农耕种，每年收谷子杂粮共十几担，自己在城里从事教书等自由职业或在公司任职员靠其薪金生活，又如何划分其成分。有人说：有地出租就该划为地主。但包括土改工作队队长在内的大多数人主张：也要看地租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按土改的政策地租收入不足25%的，划分成份应按收入成份占75%以上职业定成份，但这小块土地应取消地租、退压将土地统一分配给农民。
在姚家的院子里，落叶的板栗树、核桃树只留下了树干和光突突的枝杈，满院的芳菲已尽，匆匆辞别的暮秋带走了最后一阵暖风，每次子实走得都如此匆忙，还未来得及说声道别，便翩然离去，而秀敏又得面对下一轮的“寂寞孤亭掩重楼”的秋夜寄思，耿耿明月空对着难眠的珠帘，晚风吹得秋草瑟瑟地抖着，风愈急，心也愈乱，院子东北角的井台下苔痕青青，又新刻了一道离思吧！每天秀敏都得去井台打水，水桶吊下人水的一瞬，如金玉沉江，情绪怎可释怀？远去的夫君又何以猜透妻子等待背后的寸寸愁肠呢？
子实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回到家里他向父亲和秀敏叙说了土改的事情和党的土改政策。他说：“看来我们家那点地，那点地租只不过占全家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一或二，我们家解放前三年主要经济来源还是靠爹在大学当教授和我当职员的薪金生活的。所以会与地主成份沾边。”放秋也说：“学校的土改工作队和军代表也查过我们家的情况，也认为按党的政策我们家无论如何也划不上地主，军代表还找我谈过话，要我放下包袱，像当年帮助中共地下党支持革命一样，也积极投土改工作，退压还地。”
原来放秋曾为置祖坟地在成都远郊的三圣乡山上买有一块祖坟地，后来为平时有人打理照看，又在山下卖了十几亩山地、山田。租给当地农户耕种，丰年收谷子、红苕或玉米十几担地租，欠收时经常免了一半地租，放秋与农户关系也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政冶运动此起彼伏：1950年7月21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反运动。1950年10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掀起了为抗美援朝前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秀敏除积极参加宣传，还捐了一件皮大衣。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9日在城市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稅、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从此“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每次运动秀敏都带头参加。她觉得新社会讲求人人平等，只要劳动就会有饭吃，这正是她父母亲从小追求的公平社会。她也想去社会自食其力找一份工作，为此在华西大学医科毕业在成都市妇产科医院的大姐秀清介绍她去一所护，学校学习，准备将来当名作4.但刚学习不久又碰到了家里发生的一件大事；予实的父系持秋查出了身患肝癌绝症，大学的领导来看望姚老师，军代表换饰政对秀敏说：现在你丈夫还在土改土作队不能回家，土改工作也是建国后第一重要的大事，要支持他。你婆婆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难以承担照顾姚老师的重担，姚老师这一生为教育事业奔走讲课，在解放前还挺身支持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现在七十多岁了仍在几间大学教学。照顾好你公公，让他多活一段时间，能把他未完的科研工作完成也是对学校、对国家的贡献。既使今后姚老师因病重无法上班了，
能让他临终得到关怀不仅是你们儿女应尽的孝道，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件工作。虽然你现在去护士学校学习是实现人身价值，值得支持的举动，现在你身边还有年幼的四个孩子需要你照顾，以后仍有参加工作的机会，所以得实事求是地决定取舍。
秀敏经过认真思考，并和子实商量之后，不得不放弃去护士学校的学习，一心一意留下来照顾生病的公公。放秋在生命最后阶段，选择了不做手术带瘤生存，他想：如果选择动手术可能在病床上多活一段时间，不如用保守治疗，既使少活一些日子，使他还能完成未完成的科研工作，也不适为对国家的有利之举。放秋又开始在家里继续他的科研工作，每隔一两天秀敏都会雇辆黄包车去接一位肝病名医曾砚石来姚家出诊为放秋诊病。曾老先生是放秋早年的学生，来为自己的老师诊病，也是尊师之举，所以也从不收诊金。经名医诊治，放秋的病也得以稳定，为放秋赢得完成科研任务的时间。1952年9月土改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实回到家中，但旋即被成都市轻工局纳入门下，去了成都市食品公司成都罐头厂技术科工作。
但癌症毕竞是不治之症，到了1953年初，放初的病情开始恶化，癌痛难忍，经常呕叶，大小便失禁，秀敏总是黙黙地在公公身边尽力侍候。放秋知道自已时日不多了，他把儿媳秀敏叫到床前说：“癌症现在还未找到彻底治疗的方法，我夫世后就将我的遗体捐给医学院，作解剖科研的标本。”并当场签了捐遗体的自愿书。
1953年3月8日放秋走完了他人生最后一段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