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薇、海伟结婚的日子到了，他们选择在1969年元旦这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生活十分贫乏，新人结婚衣着穿戴如平常，只是穿一身新衣，男的穿一身蓝色或灰色中山装，女的穿一身格子衫。还流行“四个一工程”，也就是备一张双人床、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一个痰盂就可以结婚了。那时婚礼还被赋予了许多革命色彩，新人胸口戴一朵大红纸花，新房内墙上要挂一幅毛主席像。婚礼开始，新婚夫妇先恭恭敬敬对毛主席像鞠躬，手拿“红宝书”一一毛主席语录，共同诵读一两段语录，如：“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是共同的理想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然后，本应向双方家长行礼，这一项由于玉薇、海伟的双方家长都没来而省略了，显得有些凄凉。最后新郎、新婚互相鞠躬，向来宾敬礼，分发喜糖。没有婚宴，只请来帮忙的知青吃了一碗面条，面条内放两个煎鸡蛋。而朋友们送的贺礼份子也不多，最少两毛，最多两元罢了。
1968年12月24日，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的热潮。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以至到1978年的近十年里，我国“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1600多万人，差不多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玉薇的小妹玉荷、小弟宇豹也作为老三届上山下乡了，那时他们身着一身时兴的草绿色上衣，无帽徽的绿军帽，胸前一朵鲜红的纸花，垂下的绢条下印着“光荣”二字，登上了1967年7月1日通车的成昆线上南行的列车。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的，有的甚至不顾父母的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办理迁移手续。但更多的城市青年是被强离家，迁往农村的。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四川西南部等地。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
宇豹生性好强，他刚满18岁就憧憬着去闯天下，报名随成都四中大队人马去了四川西南部靠云南巧家的宁南县，这里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活贫困，面对加此大的，落差，加上是家中最小的一个，从小也少做家务事，他难以适应，家里向四川省知青办申请转到他大姐玉薇务农的昔昌附近。小妹玉荷一开始就选择投奔大姐玉薇。于是三姐弟在西昌会合了。
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和“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大多数地方党政领导靠边站，社会上出现严重的派性，即使同一家人的两派。也壁垒森严，势同水火。无政府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到武装冲突一一武斗。
四川是“文革”中的武斗重灾区，特别是重庆。由于在抗日战争中全国沦陷区的军火工厂内迁，后来成了我国常规军火武器的生产基地，文革中很多武器也迅速流入社会，由对立的两派所掌握，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关枪、迫击炮、37炮、装甲车、水陆两栖坦克·······应有尽有。还经常抢当时援越的军火列车。经过一场武斗双方都会死人，于是又会彼此抬尸游行，誓向对方报仇雪恨，讨还血债，酝酿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甚至伤及无辜。
玉薇听在重庆上大学的哥哥宇高谈起过一段亲身经历：那是1967年夏，为了躲避重庆日益严重的武斗，哥哥和两位成都籍的同班同学冒着头顶吱吱乱飞的弹雨徒步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边到菜园坝火车站，只见车站内挤满人，好不容易挤上车，车辆内人满为患，连车顶上也坐了人，列车喘着粗气启动了，但到大渡口小站被一群全副武装的造反派截停。这是重庆钢铁公司工人造反兵团的地盘，几个舞枪弄刀的造反派上车检查，这时见哥哥几个学生模样的人，一个领头的头头突然拔出手枪顶住哥哥的胸膛，喝道：“哪一派的，是不是重大“八一五＇的。”并开始翻看他们的行李，好在临行前哥哥他们清除了一切派性标记和派性宣传小报，才放了他们。火车走走停停，眼看快到成都北站了，又在成都北站前一个小站停下来，这里是成都机车车辆厂工人造反兵团的地盘，全体乘客被强令下车，只见在铁道前方一个造反派头头凶神恶煞地下令：“机枪淮备！”几个机枪手马上匍匐在地扣紧扳机作准备射击状。最后全休乘客被驱赶至车辆厂大礼堂搜身。说是怕重庆砸派带武器来支援成都“8·26”搞武斗。搜身进行到后半夜才放了他们。
海伟有较强组织活动能力，在当地知青中颇有声望，他平时喜欢交朋结友，也难免与当地造反派头头有来往。这一天几个造反派头头又来到海伟家，动员他参加派系斗争。海伟表示自己早就不参与派斗，现在又有了家庭，妻子又怀孕了，自己要对家庭负责，不会参与派斗更不会参与两派武斗。但既然过去朋友一场，就留他们吃了顿饭，但这情况马上被对立的另一派造反派侦察到了。由此引发了一场血色的冲突……
淅淅沥沥的雨一夜未停，整个村子还在酣睡，在一个小院里却还亮着灯，似乎在倾诉着它的焦燥不安，这是这对夫妻婚后第一次分离。海伟走的前一天，对玉薇讲：“我曾发誓给你幸福，给你肚子里的我们的孩子更好的生活，我必须学一门手艺，在农村木工的手艺很吃香，现在乘你肚里的孩子还不大，我已经约好俩个朋友一道去邛海南边的一个村子，拜当地一位老木匠学艺了。”玉薇说：“你早去早回，少管社会上的闲事，我不在你身边，要注意劳逸结合，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我和肚里的孩子需要你，等你回来。”
天亮了，雨也停了，海伟整好行装，与前来会合的朋友远去，只留下玉薇在村口痴痴的身影，泪水早己沾湿了衣衫，她潸然泪下·......
玉薇叹了口气，她想：也许，凄美才是爱情的宿命，也许，真正的爱情总是充满痛楚，也许欢娱的爱情往往是那么短暂的一瞬间……
两周过去了，但海伟没有按原定计划回来。她写信给哥哥，倾吐了自己的担忧。又过了一天，下工后玉薇心神不定，她来到邛海北岸，透过烟岚茫茫的邛海湖面向南岸望去……
月上柳梢，浮光万顷，映在幽蓝的湖心。月下的湖，湖中之月如在梦中流连。月不知何时悄悄隐人云端，玉薇想起在900多年前的苏东坡也是在一个清凄的月夜观月，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其声鸣鸣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苏子愀然，正襟危坐……
原来玉薇不理解在令人销魂的月下，诗人的心，怎么会这样空朦苍凉。现在她才体会到这是心情使然，玉薇也觉得这时那弯月牙儿似乎比过去更为苍凉、单薄，只洒下一地孱弱的月华，映衬着满枝飘飞的白色樱花。
回到小院，夜已是静得怕人，空荡荡的小院落满了斑驳的树影，婆娑、摇曳着，风声在断断续续低诉着什么，思绪便如同这断读的风一般凌乱地散落，任凭担忧无止境地曼延……
这一晚玉薇做了一个梦，一个奇怪的梦：
玉薇天天到邛海边顾盼，等待海伟的归来！从远处走来一个人，血迹斑斑，衣衫褴褛！是海伟！对！是他！玉薇认得他那双眼睛，就像夜空中最闪烁、最明亮的星星一样，让人神往！当那人走过她身边，她就要拥抱他时，他竟然冷冷地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玉薇动情地对他喊道：“海伟！你怎么了？我是你的妻子玉薇呀！是谁打得你这样？你失忆了？”他看也未看一眼继续往前走，玉薇死死地拽住他，不让他走，眼泪噼里哗啦地流下来。她哭着说：“海伟你还记得我们相依在一起，坐在一叶扁舟上看邛海的落日那一刻你说过的活吗？你说过你是大海，我是那海中唯一的一条美人鱼。可是亲爱的，你可知道我又是条爱流泪的爱情鱼，我的泪流在你的海里，可为什么现在你却看不到，感觉不出呢？你回答我呀！你听到了吗？你记起了吗？我明白：天长地久的爱不仅意味着浪漫与甜密，也意味着责任、承诺、付出和牺牲，意味着同甘共苦，意味着厮守到白头。所以你不要不理我了，我知道如果我们的真爱是一种幸福，就算现在心痛也是幸福；如果当初我们是真爱，是一种享受，就算现在心累也是享受；如果我们俩人的真爱，是一种美丽，就算心碎也是美丽的。只要有真正的爱，那怕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么短暂，都会满足，因为有时，瞬间即是永恒！因为我们的真爱计我们疼痛，快乐、疯狂、心碎！让我们流淌那幸福的泪······”她使劲地抓了一把，却两手空空，他消失了！玉薇从清泪苦涩的梦中醒来，出了身冷汗。
玉薇真的坐不住了，她去求一个海伟的知青朋友去那个老木匠的村子打听消息。
传回来的消息使玉薇十分担心，原来对立的的那派造反派头头在探知对手的派系头头到过海伟家，还吃了一顿饭，很可能在密谋策划下一次武斗。于是乘海伟去邛海南岸的村子学木工时，将他们三人抓起来严加拷打，逼海伟说出武斗的具体计划。其实海伟根本没有参与什么武斗计划的编制，也就没有什么计划可坦白。可对方不相信，一直关押着他们。玉薇只有去找当地方家山的党支部书记，求这位老支书出面与邛海南党支部交涉才放了海伟他们三人。
海伟他们三人是被人用担架送回来的，他们遍体凌伤。玉薇含泪小心地用盐开水洗海伟身上的污血，这一夜她终于实实在在地拽着了他的手了。而这夜小院中无人伤悲，海伟就在玉薇身边安然人睡。
这天玉薇收到了哥哥的回信。哥哥在信中安慰她，并说我们应学革命领袖一样的胸襟，正确对待这种别离。哥哥向玉薇讲起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为革命需要离别的高尚情操，哥说：我们凡人不像伟人，但海伟既然看透了文革的派斗，不去参与而是潜心学艺，作妻子的就应该支持和理解他。哥哥还讲起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一段故事：
“毛泽东与杨开慧相识于1913年，杨是毛泽东老师杨昌济的女儿，两人经长达7年的交往产生爱情，于1920年结婚。这对革命夫妻一直在为革命事业奔波，杨开慧身兼数职，作秘书、机要、通讯等工作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毛泽东的生命之中，随着儿子岸英的出生，又给她增添了更多的家庭负担，作为一位年轻的母亲希望给自己丈夫和儿子多点亲近与抚爱的感情有点流露，毛泽东感知后，劝她多些英雄气，并抄写了唐代诗人元稹的《菟丝》诗相赠，诗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