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利宏一行走进了延安，远离延安城20~30里就发现用红红绿绿的彩纸写的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韦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越接近延安城越多。车到延安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大路两旁，其热烈程度大大出乎韦利宏及随行人员意料之外。
汽车一到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车队抵达城门不远处，前面两辆车停下，韦利宏等人走下汽车，专来迎接的滕代远参谋长、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其余十几辆大卡车没停留，一辆接一辆地直向南开。滕代远参谋长等陪同韦利宏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越夹道欢迎的人群，走到城中早已收拾一新的大教堂门口。
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和韦利宏等人亲切握手，并将韦利宏迎进室内，落座看茶，与韦利宏互致句候。寒暄后，韦利宏即赞扬八路军：“贵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利宏很是敬佩。今天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毛泽东也夸奖道：“韦将军是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合作，我们还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毛泽东与韦利宏交谈目前国共合作的问题。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目前国际相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对决心抗目的人决不能忽视，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个面抗战，为（抗批，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说到这照、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日不的动向做了个面的分析：“目前任山西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作日本的话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载断中图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根据我们判断，最近日军要进占徐州。”毛泽东准确预测了日军的下步动向，也为以后的战争发展所证实。韦利宏和郭寄峤等人听了毛泽东的分析大有茅塞顿开之感，极为钦佩。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招待部门把所能找到最好的饭菜全部端上宴席。韦利宏虽高官厚禄，往日不乏山珍海味，但自入晋以来连日与日寇苦战，也久未品尝佳肴，更何况近来被围于晋西，已经到吃面糊糊充饥的地步，在这里见到这么好的饭菜，真是欣喜异常，连声向毛泽东表示谢意。
为欢迎韦利宏的到来，晚上，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到会的有各界代表数百人。当毛泽东陪同韦利宏入场时，全场鼓掌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致辞，欢迎韦将军对边区工作多加指示。在热烈的掌声中，韦利宏讲话说：“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坚决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韦利宏在讲话中对陕甘宁边区极为赞扬：“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晚会上，延安鲁艺的师生表演了十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洋东和韦利宏并排而坐，谈笑风生，十分融洽。
第二天，韦利宏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又派膝参谋长等人送到30里以外，足见毛泽东对韦利宏一行来延安的重视程度。
去西安的路上，韦利宏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不时浮现出参观时的场景：五彩缤纷的标语、响彻云天的口号、夹道欢迎的人群、抗大学校简陋的校舍、精彩朴素的晚会。不一会儿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与毛泽东对谈的情景：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说道：“八路军深人敌后，英勇杀敌，但也存在很多困难。一是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二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还希望韦总司令回去后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还有，现在已经快到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是什么缘故？”毛泽东之所以对韦利宏谈这个问题，是因为韦利宏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属第二战区序列，他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韦利宏当场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在路上，韦利宏又想起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既已经承诺帮助解决，就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同时，他认为八路抗战有功，也确应补给，但如何实现承诺的呢？他在反复思考着.....·
韦利宏果然不负毛泽东所期望的，就在他到达西安的第二天上午，虽然军务繁忙，他还是来到西安北大街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写下一个手谕：“即发18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韦利宏把这个手谕亲手交给第十四集团军兵站分监呆海澜少将执行。呆海澜看到数量如此巨大，感到执行起来有困难，面露难色。韦利宏当即说：“第2战区的军队受我统一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仗打得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呆海澜知道韦利宏历来对下级说一不二，且战功显赫，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不敢多提，只得答应照办。当时国民党军委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会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想个稳妥办法。韦利宏在山西垣曲县司令部听闻后，亲自打电话给他在西安的办事处负责人吴德薄要他再与卢佐商洽。经多次研究后，想出用代电的方法较量上湖备案，其实此电不发，只作存据，再经吴德海银转奔走，终办出了批发命令，将这一批弹药、武器交给八路军驻西安办处。第十八集团军兵站部长杨立三立刻做好准备，他怕所辖的上儿辆卡车不够用，另外租用了几辆商车。拿到领单后，当即组织人力，用最快的速度先运子弹，后运手榴弹。萧劲光主任抓紧时间叫谢胜坤动员人力，加快把这一批战略物资送到延安。
在西安时韦利宏又问果海澜牛肉罐头还有多少，当得知第2战区还几百箱时，又叫果海澜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在当时也较稀有，非一般部队能吃得上。后来洛阳第一战区官长部又拨给八路军许多医药用品，也是韦利宏亲自想了很多办法才发出的。后来韦利宏到重庆开会，会前蒋介石单独约见韦利宏，向他清算上述两件事，韦利宏据理力务争，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延安之行对韦利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他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了。而且不只单看看标题，还翻阅一部分重要文章。他还叫秘书赵荣声陪他细读7月7日毛泽东发表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对韦利宏启发很大，使他认识到“速胜论”、“唯武器论”的错误。特别是看到毛泽东所述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人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根本的问题在发动群众，在战争中需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阶段后，才能取得胜利。对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龚钟政和袁庆祥，见韦利宏陷人沉思也没有去打扰他，只是在一边静静地喝茶、观察和等待，待韦利宏回过神来，才义对书利宏说：“韦将军！其实，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由他自己写就的，“百姓心中有杆秤”，每个人的是非功过，群众自有评说，我想韦将军一定深有体会。韦将军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因龚钟政的提醒，韦利宏又想起一件令他感动终生的事：
那是1939年1月，国民政府特任命韦利宏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河南省主席。其间，韦利宏成功地指挥了收复郑州的战役，1941年9月，日军调动频繁，华北方面军司令更是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大将。10月初，日军分三路渡过黄河，进逼郑州。10月4日，日军占领郑州。洛阳天天听到炮声。第一战区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都在洛阳西工，郑州是平汉、陇海两条大动脉交汇处，为中原重镇，战略位置特别重要。为在短期内收复郑州，韦利宏亲自去前线设立临时指挥所。但临时指挥所汽车不能直达，要在预定停车处换乘马匹。当时，韦利宏的大儿子韦桥应是警卫营连长，这段路由他负责警卫，按规定要40步一岗，但他一连人也不够在这里布置，韦利宏知道这种情况后，仍不顾个人安全，下车后立即策马而去。
来到临时指挥所，韦利宏马上投入工作，10月12日深夜，韦利宏调兵遣将告一段落。13日拂晓，全面反攻开始，一时群炮齐鸣，地动山摇。韦利宏一边听电话，一边看地图，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午后，我军已接近郑州城垣，炮火更加激烈，杀声震天。不久就收到前线指挥官报告，我军已冲进郑州城，正与日军逐屋争夺，展开白刃战。韦利宏正要下达下一步战令，前沿指挥官又报告日军施放毒气，韦利宏立即转令我军暂时退出城外。当大风一吹，毒气消散，战士们又重新发起猛攻，炮群轰得天昏地暗。直到入夜，在前锋部队与日军交战时，我军大部队迅速赶到，对日军形成包抄之势，10月31日，收复郑州，日军在郑州的指挥官仓皇逃命，连军大衣等日用品也没有来得急带走。
韦利宏在抗战中的英勇行为得到人民的热情拥护。1942年，韦利宏被调离第一战区。在坐车去火车站途中，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使他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在站内又有和平学校全体学生和他的一些袍泽们在等着128欢送他，这一天大家都未上学、上班。据说在洛阳市，仅有前，前清一位道台离任时，有过这样动人场面。他一进车站，年乐齐鸣，各集团军总司令和长官部的同事们纷纷与他握手话别。列车开动后，韦利宏立于窗口，激动得热沮盈眶。
龚钟政又向韦利宏表示：“爱国不分先后，我党的大门随时对韦将军敞开着，还望韦将军看清形势，早日回归人民的怀抱。共同为民族兴亡和国家富强而战斗。”龚钟政最后说：“今后韦将军或家人需要与我们联系和求助时请打成都电话；“94135”.....韦利宏刚想用纸笔记下刚才的电话号码。龚钟政制止他说：“不要用纸记了，要用脑记，很好记的，“94135'的谐音是“九死一生吾＇，“吾”即我的意思。找“龙金文”也就是我的名字各去掉一半，就是我或我的同志。也很好记，记住“龙王爷金口读文章＇即可。”
从姚放秋家中出来，两人一前一后，分开出来，韦利宏先回家，一边走他还是感叹共产党真会做统一战线思想工作，分析得有理，劲往一处使。而国民党的官员，大都在保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在中条山战役，本来中国军队虽然在总兵力上并不逊日军，韦利宏自己也想指挥好，但中国军队不团结。会战期间，位于晋西南的阎锡山军约有10万人，位于潼关至宜川之线的河防军约2个集团军约10万人，洛阳附近也有汤恩伯10万人，足以构成对中条山日军外围的包围，但却没有作出积极的举动，坐视内线中国军队被围攻。中国军队虽然有唐淮源等忠烈之士，但也不乏不战而退，甘当俘虏之人，另外国民党军不注重与八路军配合，虽然在某些局部取得小胜，终究左右不了战役结局。看来国民党真的是气数已尽了！
龚钟政最后一个出来，又问候姚老师身体近况，要老师好好保重，好日子还在后头。下楼后，又去问候姚师母，才告辞离开。他慢悠悠向同仁路西边走去，长期的地下工作使他养成了十分警觉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装着系鞋带，低头向后望看看是否有可疑的尾巴。
他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身边工作多年，特别注重纪律和自我保护意识。罗世文离开他八年了，牺牲也快两年了。龚钟政真的十分想念他，他是1935年，到当时已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身边工作的，听罗世文谈过自己的家世，罗世文1904年出生在自贡，1923年他刚21岁就受“五四运动”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6岁就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1933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后到通南巴（通江、南江、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工作，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教员。1938年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和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罗世文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1946年10月1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年仅42岁。
韦利宏回到家，洪运幸忙问他：姚老师介绍什么熟人？做什么生意？韦利宏说：“姚老师介绍朋友做生意一事，我还得认真考虑、考虑。现在，还不能答应。但姚老师是肯定为我好！他们所谈目前时局多变，宜多留条后路倒是金玉良言。”
几近子夜，韦利宏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便索性坐起来摸了件大衣披上，顺手拧开案头的收音机，在一片嘲杂的杂波之后一个轻柔的女声传来：“……自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官高树勋将军率新8军及所属第29师、新编第6师10000余人“邯郸起义”以来，又有十多万国民党军战场举义，大大地加快了我人民解放军解放的进程，同时从军事上给予蒋介石反动集团沉重打击，自它的内部动摇了国民党官兵为其卖命的信心，促使他们认清形势，进一步觉醒，不再为蒋介石白白送死，也使他们对我“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我。眼下，我军节节胜利，国民觉步步失败、在这种形势下，走高树勋等起义将领的道路，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已经成为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国民党官兵的唯一光明大道……”
这来自西柏坡的声音，虽经上千公里的穿越，却依然十分清断。他关了收音机、静静地整理白天在姚老师家与中共地下党人的一席谈话。韦夫人洪运幸翻了个身，朦胧中见丈夫坐在黑暗里，她扭开电灯开关问：“君儒你不舒服？”韦利宏说：“睡不着在想事，现在你也醒了。我想交待你一件事。”“什么事？”洪运幸问，“待我去东北后，你将家中金银细软打点好，不动产能变卖的卖了兑现，不能卖的先找个可靠的人看管。财物先寄去香港，你和子女，秘密办好去香港的旅行签证，即去香港等我，今后不管国共两党谁输谁赢，从香港回大陆都容易得多。你们不论变卖家产或去港都要秘密进行，临行前看有无特务跟尾。一路上安全为要。如有危急时拨打成都电话“94135”找龙金文，他们会来帮助你的。”然后韦利宏把龚钟政讲绐他电话号码和求助人名的意思告诉了洪运幸。并要妻子安全抵港后，托人到广州发一封电报给他，写上“倪囡虹抵”四个字，倪与囡两字包含儿女两字，你姓洪，洪、虹同声、我的意思明白了吗”
洪运幸待韦利宏去东北后，抓紧将不动产变现，与下家讲好先交出房产证，暂时不过户，并秘密办好赴港旅游签征，临登机前一天，洪运幸先叫二儿子提了一只空皮箱出门，果然后面有尾巴跟着，又去机场，见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加强检查证件。然后二儿子马上回来告诉了母亲，洪运幸知道他的行踪被军统监视了。洪运幸拿起电话拨94135然后待对方答话后低声地清楚诵出：“找龙金文！”四个字……….
龚钟政从姚老师家中出来，沿同仁路向老西门口走去，他打算去找松青。这时脑海申浮现出他第一次见到符松青的情款，那还是1944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