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昂将这幅由他书写留名的对联作为给子实夫妇结婚礼物送给了子实，秀敏又把这对联转送给她父亲松青，松青开始见是特务头子所题，火冒三丈，正要将它撕毁，但突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何不将它刻成木匾悬挂于自己店铺门口，借用特务头子之名，防止警察、特务们上门惹事生非，知道符家有些来头，少来打扰。从而保护了中共地下党秘密会址与联络处安全。这叫“借鬼打鬼＇、“打鬼借助钟馗＇。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党组织，得党组织批准。墨匾挂出后，果然后来警察、特务也不来了，连保甲长见了他也客气多了。
一天后，子昂从市警察局长处探到准确消息：这批犯人没有一个承认是共产党，市警察局还在拷打审问，全都被关在宁夏街的“四大监”。他告诉了他姚老师，姚放秋再叫儿媳妇转告亲家松青。
两天后，在松青家的密室召开了一次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领导主持的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改变，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的四个野战军总兵力已近250万，下一步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央要求全党要为党准备更多的干部队伍，迎接新中国诞生。所以四川省川西特委指示，要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同志，这些狱中被捕的同志，大部分表现很好，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多方案齐头并进。一方面合法地利用有威信的民主人士出面担保，或出一些钱买通有关人士赎出一部分被捕同志，另一方面准备武装劫狱。劫狱最低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支武装力量，二是狱内有我们的人策应。并决定：由于四大监紧靠树德中学，被捕的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是老师和学生，因而具体策划营救的特别小组由都学联和川西特委军委有关领导组成，尽快拿出具体方案，袁庆祥也是营救小组成员之一。
1949年1月21日这天，朔风萧瑟，南京国民党军政高级人员100多人齐聚蒋介石官邸，蒋介石总统“引退”仪式也在这隆重阴郁的气氛中开场，蒋介石用他那晦涩而无限悲伤的声调宣布：“日前，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我个人非隐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和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李宗仁副总统临危受命，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
庆祥这一天也十分兴奋，经过十多天的准备与策划，他代表学联在松青的密室召开的“营救特别小组”会上提出了具体的营救方案：中共地下党组织已同早就与中共有过多次接触的川军将领川康边防总指挥兼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1947年出任四川省省长，并分别任过国民党第22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现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邓锡侯；第28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潘文华取得联系，请他们设法通过合法途径营救被捕同志。但这一方法顶多能救少数几个国民党当局认为“罪行”不太重的政治犯。
同时武装劫狱的方案也提了出来。据松青提供的情况：四大监的司务长齐某与他有生意来往，四大监正门在宁夏街，向西穿过西大街就是老西门口，到松青的石灰街铺面仅两三步之通，所以齐某常到松青的店买炭、打油，他又是韵茹灌县的同乡。有。次松青借齐某的关系进去过四大监，探望关在四大监的一个朋友，并受邀到主管总务的齐某办公地点一坐。他发现四大监有间储藏室就靠着北围墙，墙外正对树德中学的男生宿舍楼，这间储藏室平时关着门，但不上锁。松青与树德中学总务处长也有生意来往，因为树德中学的后门已靠近老西门的古城墙，其厨房就在后门，他们买菜到北巷子，打油，买炭到松青的店铺更近，简直就是斜对门。松青的小儿子大林也在树德中学读书。他有这两重关系也大摇大摆进去树德中学实地勘察过。发现学校的两层的男生宿舍楼从西边倒数第二间与四大监的那间储物间仅一墙之隔于是秘密打通二者间的围墙，营救被捕同志的方案被提了出来。为了打开牢狱，松青还通过齐某联络四大监内的灌县籍的狱警成立同乡会，力图进一步作好策反工作和劫狱准备，且已经策反了两名四大监的狱警，答应配合，现正等待时机行动。另外决定派人与在青城山的游击队联系，要求游击队作好武装劫狱准备。但四大监警卫森严，不宜强攻只能智取。或在案犯转移、行刑前在半路设伏武装抢救，这就需要准确的情报。会议还研究了：由哪些人来秘密掏开四大监墙洞，武装人员如何秘密携带枪支入城，救人后如何尽快转移等细节，并都作了具体秘密怖署。
树德中学位于宁夏街四大监北侧，再往北转个拐的白下路有北较场的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所以中共地下党看中它的地理位置重要，早发展该校许多进步青年教师和同学加入地下党或外围青年组织新青社。松青的二女婿姚子实也毕业于树德中学。校总务长又是他的父亲姚放秋的学生罗某，于是姚子实找到总务处长，以川东彭水同乡会的名义求他将树德中学内的彭水同乡，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社青社成员的学生调往男生宿舍第二间首层。于是包括符大林在内的一批信得过的学生调整至四大监的隔壁的第二间男生宿舍房中，开始每天深夜轮流秘密掏洞。他们用铁勾一点点勾出砖缝中的石灰浆，再取出青砖，白天再用柜子遮挡隐蔽。但淘到内层砖时，发现靠四大监内是一层长条红砂岩石条子，挖洞难度加大了，必须再扩大洞口，改进工具来取出石条子。与此同时与青城山游击队的联络工作也同步进行。
松青起了个大早，赶到老西门车站，搭车去灌县，这条路他太熟悉了：小时候每年去灌县西街姑妈家作客，清明看放水节；婚后陪妻子韵茹在大年初二回娘家，韵茹父母不在了，就到养大韵茹的她舅舅家拜年；当年他陪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上山收编土匪；每年秋天，他还要上青城山，安排当地的烧炭翁砍柴、开窑、烧炭，都得走这条路。
先坐一段老爷车（成都人叫破长途汽车为老爷车），再坐鸡公车（人力独轮车），来到青城下。一群脚夫，抬着滑竿一拥而上抢生意，“五十文抬你上山！”，经与顾客讨价还价，大都四十文成交，脚夫连忙一路喊着“得罪，得罪！”一边闪悠悠地抬着滑竿大踏步飞奔而去。
来到山顶，松青开始独自一人走上山路。小时候与韵茹一道常来爬青城山，现在耳边似乎还响彻着韵茹的长裤划过茅草的悉索和那一把镍币落人韵茹手中的叮铛誓言。山路依旧，两旁长满藤葛，越往山深处走，绿越是浓密。远处轻雾蒙蒙，宛如轻纱遮面，看不真切。松青踏着印满苔痕的曲折石径，小心翼翼地，时而拾级而上，时而快步冲下斜坡，不觉渐高渐幽，已入山中深处。忽闻谷中传来钟声，顿时，山鸣谷应，悠悠扬扬，钟声来自这里的道观，松青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韵茹。仿佛听见在宁静的暮色中，钟声和韵茹欢快清脆的脚步声相互应答着。又像是西街的松青的姑妈和韵茹的舅舅这两位老人正倚立门框，召唤着他和韵茹这一对嬉戏忘返的孩子。
松青来到一个坟头，一个石碑上明显地刻着“故妣胡老夫人吴瑞慧之墓”，两边各有一棵柏树，左右伸出一支树杈碰在一起。松青向四周望了望，见香无人迹，于是取出一个蜡烛状的竹管，拨开碑后的草丛，将竹管塞进碑底座的一个空隙中。松青又仔细检查了现场，才下山到西山姑妈家住下，等待山上的回音。两天后松青再上山取走一个笔套，里面有一纸条写着：“计划收到，古月会按要求作准备，带家伙下山，待指示具体时间。”这是游击队的回复，青松看后，心里记下内容，然后放进嘴咬碎、吞了。
松青回到成都石灰街已经是1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二十九，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年三十吃团圆饭，春节就要到了。街上的报童叫卖着：“中央日报！谁买中央日报？”“大公报南京消息：政府将迁穗，各机关陆续移往，外交团尚未决定”。松青又想起了18年前的大年二十九这天，也是在石灰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