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自幼聪颖好学，读书破万卷。咸丰六年（1856年），行知那年16岁，参加院试得名“秀才”。那时候“学而优则仕”，走考科举，进而当官出人头地才能光宗耀祖，于是大凡有几个小钱的中下家境的人家也拚命要子弟走这条独木桥。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开始的，为应付科举考试，男孩子从6、7岁开始，先用6年时间记诵四书五经，合共43.1万字，要熟记8000到12000个常用字，每天平均背诵记住200个汉字。考生还要勤于毛笔书法，写一手好字。院试每3年一次，经5天连考，吃睡均在考场被分隔的小间内，这次院试，参考众生中大多数将被淘汰，考上的得称“秀才”，这些经初级考试取得较低级“秀才”资格的人，在当时19世纪30至50年代全国共约100万人，他们构成了所谓士大夫阶层的底层。秀才就有资格参加乡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及各省省城开考，考取者叫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也是三年一考，在京城开考，由礼部主持，中者得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员”。
会试合格的贡士可参加由皇帝主持的“廷试”或又称“殿试”，成绩分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只取三人，由皇帝赐“进士及弟”，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称：“探花”。二、三甲各取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历史上合称解元、会元、状元为“三元”。秀才、举人、贡士都不是官，只有经过殿试中者朝廷才授予官职。
就在行知考上秀才的那年－1856年中国与英法两国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正在对付太平天国，无力抵抗，只得与英法议和，订立《天津条约》。四年后即1860年英法联军大举进攻北京，焚毁圆明园。战败后大清与英法联军议和，签订《北京条约》答应割让九龙给英国，增加赔款，添开商埠。
俄国趁火打劫，进攻黑龙江，迫使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共侵吞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行知考举不弟，看到列强入侵，祖国山河破碎，心如刀绞，他也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为先和科技强国的发展史，他萌发了“教育救国”之梦，他开始在家乡和涪陵等地兴办私塾，教乡童启蒙。教出了大批学童，但祖国强盛之梦又在何方，他看到的祖国却一天天贫弱…….
三十多岁他才娶妻徐氐，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因贫穷得肺病英年早逝，小儿子1881年出世，取名姚放秋，他就是我祖父。
光绪10年（1884年）中法战争，光绪20年（1894)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邓世昌、林永升以身殉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乞求与日和谈，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赔银二亿两，加上后来赎辽费三千万两，而清政府每年财政仅八千万两，只得向帝国主义借贷，清政府债台高筑，高达十二亿两，中国陷于苦难的深渊。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们坐不住了，他们认识到中国政体必须改良，广东人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合1200多参加科举已上高级考试的儒生向光绪皇帝上呈“万言书”，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要求废止议和，实行改革体制，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这一“万言书”虽出于民族主义的意识，但表现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正义的忿激，是人民崇高道义原则的呐喊。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发布了大约40道旨在使中国的国家、行政、教育、法律、经济、技术、军事、警察制度现代化的谕令，到1898年9月21日在整整103天后，“老佛爷”慈禧太后发动了军事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于北海瀛州孤岛上，下令抓捕康、梁、谭等变法急进派，康、梁外逃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处决，这就是流产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它宣告这种从上而下改良的一相情愿，在中国几千年保守势力反扑下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走一条至下而上革命的道路。
但行知还在作“教育救国”的梦，他把自己求仕不弟，转求“教育救国”的报国之梦寄托在小儿子放秋身上，以求“教育救国”的梦想传承下去，求代代相传，总有强国圆梦的那一天。
放秋不到5岁就在父亲的私塾开始读书，那时新学渐起，放秋又连续读完小学和初中，到升高中时，家庭经济碰到困难——家里赖以糊口的小商店被邻居家的一场大火波及几乎烧得一干二净，放秋面临退学的危险，这时行知与妻子徐氏商量，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小儿子读完高中，徐氏打算去找自己的亲妹妹——下嫁汪家的放秋姨妈借点钱。汪家家境比姚家好得多，姨妈、姨夫听了姚家的难处，也觉得放秋学习成绩这么好，在彭水县统考也名列前矛，现在放弃学习太可惜。于是当场决定：放秋的学费和生活费由汪家包了，直至放秋高中毕业。放秋顺利进入高中学习，眼看到了高二，离毕业仅还有一年多了，这时在放秋的人生路上又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勾鼻子的外国人.......
谈到这个外国人，还得从1907年一个名叫马礼逊的英国人说起，他随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广州作传教的开拓工作，到1860后又开始在通商口岸传教，再后来，传教士们依仗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特权，渗透到内地和小镇，他们开始在那里建教堂。教堂钟楼里宏亮的钟声也有一天在四川彭水县郁山镇上空回响，传教士们发现在受教育不高的乡镇，特别是农村，普通民众比较听得进教士的布道，因为传教土把一些老百姓急需的东西带来，他们办起了学校和医院、公共卫生诊所。最初为基督教赢得信任的是教堂诊所的病人及家属，以及为教堂工作的厨师，散发圣经和传单的人。不久也包括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认识到实业、基督教、民主三位一体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也是救中国的良方，于是愿接受洋教的人。放秋就是这批人中的一员。
放秋所在高中也是教会办的，学生都要求去教堂听神父布道，做弥撒，参与做礼拜的宗教活动，于是认识了一位约翰神父。他是一位意大利人，已年近花甲，头发完全白了。受罗马梵蒂冈派遗，远涉重洋来中国传教。约翰神父常对他说：“秋！我的孩子！听说你成绩很好，愿主保佑你，阿门！”约翰神父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放秋课余，常到他那里请教什么：高斯，欧儿里德、费马、哥德巴赫等数学家的故事，对中国的《九章算术》在公元一世纪就成书了，后来中国的数学又是怎样就被西方人学了去，而且发展了感兴趣，放秋在钻研数学的过程中发现意大利的几何学是世界闻名的。为了研读意大利语的几何学原著，他萌发了向神父学习意大利语的愿望，于是拜约翰神父为师学习意大利语。到后来两人可用意大利语流畅地交流，放秋也看得懂意大利原版“圣经”了。教会是很器重学习努力的教会学堂的教民学生的，当神父了解到放秋高中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再深造时，决定由教会资助放秋接受高等教育。
放秋顺利考进成都高等学堂，1900年放秋到北京考进1898年创办的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学习深造。正是这一年放秋亲眼看见在中国土地上又发生一件令国人痛彻心肺的大事…….
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借清政府支持义和团运动排外而攻入北京，大肆烧杀抢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亲贵大臣逃往西安，1901年9月7日清政府派奕？与李鸿章又与众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规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设置东交民巷使馆区等，中国从此伦为众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
北大毕业后，放秋到成都大学、四川省女子职业学校、会计专科学校、光华大学、成都财经学院等大专院校任数学助教、讲师、教授。开始传承比他父亲更高级别的“教育救国”梦。
1869年中国大约只有240英里铁路，1898至1900年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多项铁路借款，总款额达一亿三多万两，夺取了长达两万里的铁路筑路权，清朝灭亡之时先后筑成京汉、中东、南满、胶济、滇越、正太、沪宁、京沈、津浦等铁路，全长18000多里，其中由帝国主义直、间接投资及经营的达16000多里，中国自办经营仅1700里。这时全国各地人民则认为清政府向外国人出卖权利，要求自建铁路以对抗。1911年清政府企图收回各省筑路权为国有。5月四川省的士大夫发起“护路”运动。清末22岁时考取秀才的南充人张澜先生先前拥护立宪派，曾出国留学，回国后在家乡办中学，任中学校长，杨森也是他的学生，这时成了运动的旗手，为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他时任成都大学校长，与该校数学系教师放秋很熟，经多次交谈，策动放秋也参加了“保路”运动，经常发动游行请愿活动，写横幅、标语。有一天，放秋在保路会碰到了该会的一名会员，世居成都西门口石灰街的商人符松青，松青比放秋小4岁，也写得一手好字，常为人拟写对联。在共同写标语时，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符松青后来与放秋成了亲家，他就是我的外祖父。
1911年8月3日赵尔丰接任川督王人文的烂摊子。将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张澜抓捕入？8月24日，松青和放秋身着长衫，参加四川“保路”同志会组织的请愿大游行。这时正值伏天，艳阳高照，人们挥汗如雨，沿途高呼口号，有不少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松青对放秋说：“姚大哥！人多力量大，我们就是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
这时一块乌云遮住了太阳，天色也变得黑沉沉了。大队人马经过川督府时，见大门紧闭，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在大门外，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准备上前去递交请愿信时枪响了。一下子倒下几个人，后面的群众包括在队伍中的松青、放秋听见枪响愤怒了，直往前涌。枪声又起，队伍前几排赤手空拳的百姓一排排倒下。这是赵尔丰下令开的枪，这场血案共造成30多名请愿群众被打死，无数群众受伤，川督府前血流成河！这一惨案激起全川各地纷纷武装起义，成为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的前奏！
孙中山先生也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这是实话！此后，1914年成都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少城公园内建了一座气势巍峨的巨碑－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这碑由留日海归的“双流大铁路公司”股东代表王楠等设计，胡炳森监工。纪念碑阴刻碑名，清翰林赵烈及川中名流颜楷、吴之英、张及阶分别以真、隶、篆等不同字体书写，字体大近一米，碑身为四方形，中西合璧，古今兼容，堪称碑中一绝。
接下来在这巨碑下将要发生的故事将时空穿越了35年——那是难忘的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