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外的炮声响了一夜，成都的大街关门闭户。一大早，符秀敏打开家门，只见大街两旁停放着一溜烟的军车，旁边的解放军战士搂着枪席地而卧。由于解放军纪律严明，不允许进驻民宅，所以全睡在马路边。看着这些疲惫的年轻战士，秀敏从家里提茶给解放军送水，并欢迎他们到家里的厨房烧火煮饭，领头的一个解放军连声致谢，说我们有纪律，不得挠民，并拿出干粮啃了起来。见秀敏还只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小媳妇，问道：“你们家你当家？你能做主？”秀敏回答说：“我们家是我老公公当家，但他也十分开明，也一定欢迎你们。”这时，隔壁的佣人常短秀走过来，只听见秀敏说：“不过就厨房这点小事，我还是能做主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想不到这下一半段话竟然成了一桩冤案的“证据”。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改革法》颁布实施，新解放区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除了“打土豪分田地”，更重要的是要给每个人和家庭划定阶级成份。全国各地抽调政治上可靠，又有文化的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先学习吃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划分阶级成分也有具体界线。姚子实也被地下党推荐抽调成了一名土改工作队员。经过学习他回家告诉他父亲姚放秋，从家里解放前主要生活来源是放秋、子实两父子作教师和职员工资决定的，他们家那十几亩山田山地还构不上与地主有牵连。
原来放秋曾在市郊三圣乡购有一山地作祖坟地，为便于有人打理，又买了祖坟地附近的山田山地十余亩租给当地农户王兴发、李得水，每年交点红薯、玉米作地租。土改时，无论三圣乡还是成都西城区土改工作队均评定姚家为职员成分。家庭成员中包括购地的老一辈：放秋夫妇也没有被划为地主成分。
解放初当地一位姓兰的户藉民警见符秀敏能说会道，颇有几分魄力，又热心作群众工作，就动员她出来做街道工作。秀敏出生于富裕商人家庭，这多年富裕生活的濡养，加之从小又深得长辈的宠爱，更主要是她性格要强，喜欢抛头露面，使她有一种足以指挥街市间一切男女的傲气与冲动，在任何情况都不躲闪、羞涩，一派爽利直言，敢说敢为。符秀敏开始了居民小组长、大组长居委会副主任的社会工作，这是一件十分杂繁的工作，特别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调解工作，需要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她也干得得心应手，不久做上居民大组长居委会副主任，后来司法制度改革，参照欧美实行的陪审团制度，建立了中国法庭人民陪审员制度。符秀敏也被推举为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她在法庭上是非分明，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秀敏从不迂回，刚直不柯。正如（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运命论》中所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秀敏也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所在街道的居委会主任常短秀更认为是符秀敏抢了她的风头，对她十分嫉妒，千方百计想整一整秀敏。常短秀想先在工作上挑秀敏的毛病，但挑来挑去未找到漏洞，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大家都喜欢秀敏心直口快，雷厉风行的作风。但一场政治风暴终于使她找到了整秀敏的突破口。
1957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据此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要求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一些受过一些官僚主义气的知识分子在5日内很快把批评升级，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也批评起来：尤其对其基本主张、工作作风、学说和实践批评起来。发了相当多的牢骚后，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矛盾转移到那些不服管束的知识分子身上，“整风”运动搞了五周就不得不结束。1957年5月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显示风向变了，运动由整风转向反右斗争。6月8日中共中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全国开始反右派斗争。1957年7月毛泽东发表《一九五七夏季的形势》一文，指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子对共产党心不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本来反击一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是对的，但反右后来扩大化了，全国顿时弥漫在一片极左的思潮中，全国大约有40到70万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被当作反右斗争对象打成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常短秀开始从挖符秀敏的右派言论入手，但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绝大多数群众爱戴她、支持她。于是常短秀只能从档案中找线索，她发现姚家解放前曾有十几亩地。可是当时两个土改工作队都一致确认姚家没有一人与地主拉得上边。她鼓动兰户籍一道去找姚家的佃农－－三圣乡的王兴发、李得水，想寻求支持。但王、李二人均异口同声讲姚家够不上地主，还讲了一大堆东家的好话。土改时确定成份地主与富农要以佃户是否超过8户为区别，而符秀敏家仅有两户佃农，这种情况与下中农差不多，怎么也与地主、富农的成份拉不上关系。常短秀忽然想起在成都刚解放时她亲耳听符秀敏对进城的解放军说过：“不过是厨房这点小事，我还是能做主的。”将这句话斩头便成了：“我还是能做主的。”单这句话不就可以确定解放前是符秀敏当家！为了怕符秀敏反驳，拿出她公公姚放秋当家时亲自写的账本。她决定利用符秀敏与婆婆汪化君间的矛盾。
在旧社会婆熄之间是很难相处的，其实是这两代女人太会捕捉感觉，本来很自然的言谈举止在对方眼里就变得别有用意。感觉其中的深意，揣摩对方用心，就成了婆媳之间常做的“功课”。婆媳之间常不能和睦相处并非对方比不上自己的妈妈或女儿。而是她们在下意识地较量：“到底亲情与爱情哪一个更伟大？！”，另外“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旧观念也是旧社会一个传统恐怖的梦魇，原本一个个善良而胆怯的妇女，在宏大的宗法伦理构架中贮存着恶，见习着恶，只等时间一到便向更年轻的一代妇女泼洒，造成大量的传代暴虐，这样的事使得那个既做儿子又做丈夫的男人无所适从，因此整个门庭也变得肃杀和乖戾。常短秀终于说服汪化君拿到丈夫姚放秋手书的账本。于是一桩冤案开始泡制出来……
兰户籍是自始至终参加调查的，也查过姚家的档案，也认为说符秀敏是地主太说不过去了，但在当时左倾思潮下，说真话也会被当成为阶级敌人说话，这是右倾，是阶级立场的问题，于是他选择了沉默。在常短秀鼓动下，“审问”开始了……
常短秀对进来的秀敏说：“符秀敏！今天叫你来是要你老实坦白交代地主的罪行！”秀敏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地主，土改时两个土改工作队早有结论。”常一拍桌子吼道：“解放前是不是你当家？”秀敏回答道：“当然是我公公当家，在解放前的社会，公公健在，哪有年轻儿媳妇说话的！”常短秀说：“我曾亲耳听你对进城的解放军说过：““我还是能作主的”，做主什么意思，就是当家嘛！”秀敏说：“你断章取义，我说的是······”常短秀打断秀敏的话说：“说不是你当家，而是你公公当家，你有什么证据？”，“我公公是大学数学教授，他当家每笔收入支出都由他亲自记录，有他亲笔账簿为证！”“拿出来看看！”常短秀冷笑一句。并要另一位工作人员随秀敏去取。不一会两人回复“没有找到”。但秀敏说：“这些账簿在解放后搬家时大都卖了废纸，我只保留了一本作为对爹爹的纪念，现在暂时找不到，或许是小娃儿拿去玩，只要不出我家就会找出来。”常短秀又问：“解放前你有什么工作？什么收入？”秀敏说：“结婚后没有出去工作，带大四个娃儿已经从早忙到晚了。”常短秀说：“你承认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就是靠吃剥削饭了！你不就应该是地主吗！”符秀敏反驳：“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家庭分工，而且地租就每年一两担红薯、玉米也养不活一个人。我们家生活来源主要还是靠公公和丈夫的薪金维持，这是评定成份的政策依据。”常短秀理贫辞穷，但仍打肿脸充胖子地说：“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不容抵赖，符秀敏就是漏划地主分子。”而且说秀敏是“漏划地主”这太有吸引力了，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试想，能挖出一个过去“罪大恶极”的地主婆，现在竟然躲在人民中间，而且居然成了人民政府下基层组织“领导人”，甚至坐在人民陪审员的席位上，行使“法官”助手的作用。这一深挖的行动在当时是为人民政权清除了隐患，算是立了大功了，于是不管青红皂白地定案了。
婆婆汪化君原想整一下儿媳。但她想不到却整到她几个孙儿头上，从此她几个孙儿成了 “地、富、反、坏、右” 这 “黑五类” 的子女，这个家真正的恶噩开始了。几个孙儿在入团，入党，高考升大都将走进死胡同，符秀敏连同她的子女也将成为历次政治风暴的凄风苦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玉薇从小喜欢跳舞，在广益幼儿园，她就是幼儿园小小舞蹈队成员，到上小学三年级，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战旗文工团来招小舞蹈演员，老师推荐了她参考，她被录取了。但家长不同意，按照姚家这个书香门弟的家训，其子女要走从小学、中学直到考大学的“学而优则仕”之路。于是玉薇虽然自己喜欢，但决定权还在家长。
从小学到中学，玉薇的学业一直名列前矛，老师们也很喜欢她，初中和高中都是班干部，在老师们看来这孩子考上大学是不存在问题的。高考时监考老师在玉薇身边看她的卷子也觉得她答得不错。
1964年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的基层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全国也笼罩在一片极左思潮之中，唯成分论开始抬头，社会上出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反动血统论。哥哥宇高大学团支部宣教委员的职务被罢免，因学习成绩名列前矛才给他一个学习委员职务。高考录取也主要看成分，“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子女大多被排斥在外，玉薇也在高考中落榜了。她不知学校早已开始执行“阶级路线”，高考成绩的好坏，并不是大学录取与否的唯一标准。对于她们这些出生不好，特别是“黑五类”的子女，老师早已在她们的档案里明确地写上了：“此生暂不宜接受高等教育”等字样。她的情绪一下子跌入低谷。她有些想不通，本想复读等待第二年再考。但见班里成份不好而平时学习成绩不错的同学都未被录取，她绝望了，因为复考的结果依然不会改变。她必须面对现实，为自己的前途寻找现实的出路，那怕是无奈之举。这时社会上大力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成都市团委、青联开始举办“知识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思想教育，喊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1965年9月玉薇也报名进了“青训班”。1966年3月3日玉薇一行人正式走上“上山下乡”之路，来到安宁河畔的昔昌专区插队务农。虽然昔昌在解放前为西康省首府，解放后拆消昔康省后成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但与大城市成都的生活仍有较大差距，一是这些知青上山下乡只单纯当作一种繁重体力劳动的劳动力；二是生活艰苦，饭菜缺少营养。巨大的生活反差，没有多久就将她们刚来时的革命锐气磨去了。玉薇初到昔昌农村，虽然条件艰苦但仍然劳动积极，心灵手巧，成了当地的生产能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于5月25日张贴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色神》，“文化大革命”迅速席卷全国。全国掀起大批判，大辩论高潮……
